在刚刚结束的北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(APEC)工商领导人峰会上，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亚太梦想，并将能源革命与科技革命、产业革命一道视作实现亚太梦想的重要内容。能源革命一词进入中国的政策话语体系是今年6月，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，习近平强调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需着重推进能源生产、供给、消费和技术革命，并强调国际合作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

时隔4个月，在亚太梦想愿景下，中国提出要构建亚太能源安全体系，保障中国能源安全。在未来很长时期内，能源革命的全球和地区效应都将强化，对中国创造性地处理对外关系产生积极影响。今年6月以来，布伦特原油价格从每桶120美元跌破80美元，石油生产国亏损严重，很多国家基于高油价制定的预算收入成为泡影，比较突出的是俄罗斯、伊朗，也涉及沙特等中东国家，而同处亚洲的其他一些国家，包括中国在内，油价下跌对正在进行的新能源开发也将产生负面影响。在此背景下，北京APEC会议强调构建亚太能源安全体系，将此作为能源新革命开端的共识。

综合考虑全亚洲的能源格局变迁，此举不仅可以稳定全球市场，也意味着培育亚洲区域能源市场、加强能源金融合作，是解决亚洲能源安全问题的正确途径。亚太梦想的核心是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。实现这种梦想，不仅需要营造经贸的自由开放环境，也要保障老百姓通过市场体系的建设过上安宁、富足的生活。

审视APEC21个经济体的人均能源消费，发达经济体拥有较高的能源消费，发展中国家则普遍较低。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，2010年加拿大的人均年耗电量达到1.6万千瓦时，美国为1.3万千瓦时，中国不到3000千瓦时，菲律宾排在最末位，只有640千瓦时。在道路部门人均燃料消耗量这一指标上，加拿大以494千吨石油当量高居首位，澳大利亚达到468千吨石油当量，美国位居第三消耗398千吨石油当量，中国消耗67千吨石油当量，菲律宾垫底。

富足生活的一个前提是大量的能源消耗，发展中国家创造现代化新生活必然提高能源消费。以人均耗电量为例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中国增长了6倍，越南更是高达10倍，而20世纪90年代初加拿大的人均耗电量已经超过1.6万千瓦时，美国也超过1.2万千瓦时。研究表明，发达国家一度视为规律的库茨涅兹倒U型曲线并不靠谱，经济增长将一直伴随资源能源消费扩大，只不过在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后能源消费增长趋势有所减缓。单纯依靠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削减资源能源消费，未来20年，即便APEC的发展中经济体保持5%的年均经济增长率，经济结构也无法完全转变为发达国家的状态。

这意味着，在旧的发展模式下，APEC的发展中经济体的能源消耗还将快速增长。因此，能源革命背后其实是经济发展模式调整。

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整体下滑严重，经济增速显著低于发展中国家，而西太平洋地区的很多国家长期执行出口导向战略，极度依赖发达地区提供终端消费市场。如果要继续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，APEC的发展中经济体需要寻求新的发展模式，不仅是扩大内需和加速发展地区内市场，还要从根本上创新经济增长与能源资源的关系。2013年10月，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APEC会议上，习近平就提出：建立在过度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基础上的增长得不偿失。

我们既要创新发展思路，也要创新发展手段。要打破旧的思维定式和条条框框，坚持绿色发展、循环发展、低碳发展。在北京APEC会议上，中国政府倡导能源革命，呼吁亚太国家增强能源的命运共同体意识，走绿色、循环、低碳和高效发展之路。

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《北京纲领》，批准了《亚太经合组织促进可再生和清洁能源贸易投资声明》，各成员承诺到2030年APEC地区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地区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比2010年翻一番，2035年将亚太地区的总能源强度比2005年降低45%。在这一领域，新西兰、加拿大、韩国和美国都可提供经验，2012年这四个国家的可替代能源和核能占能源使用总量的比例分别为31.9%、23.3%、15.6%和12.1%。中美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地位正发生急剧变化。

2002年起中国成为能源净进口国，2013年中国原油进口超过2.8亿吨，能源供给的多元化和安全性日益迫切。反观美国，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一直推进能源独立，40年来举国上下对能源革命的认识非常深入，正是在追求能源独立的影响下，催生了页岩油气革命。今年11月，美国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，掌控参众两院，能源独立政策将得到进一步加强。一个能源自给自足的美国，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和机会。

比如，美国有可能摆脱对中东地区的依赖，降低对运输路线稳定的投入。美国也有可能向西太平洋的一些国家出口石油和天然气，形成新的能源运输路线。当然，美国为了开发新能源，技术进步也是必需的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美两国在北京APEC会议期间共同发表《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》具有重大意义。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来看，此举扭转了2009年以来中美在该问题上的下滑态势，有利于增强政治互信，提升全球能源治理的有效性。从能源革命的角度看，中美双方将显著加强先进煤技术、页岩气、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合作，并且将有利于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的低碳城市建设。(作者：钟飞腾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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